摘錄自"那些乘客教我的事"(陳夏民)
2016年2月22日 星期一
2016年2月21日 星期日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東坡勸學
北宋大文學家蘇東坡被流放到邊遠的海南島儋州地區時，為了傳播文化，興辦了一所學堂。可是經過一番苦心動員，前來上學聽講的人仍然很少，蘇東坡隻好去找好友黎子雲商量。
黎子雲的兒子，是當地有名的頑童，整天捉魚摸蝦、飼禽獵獸，從不好好讀書。黎子雲常對兒子說起蘇東坡做學問的事，兒子卻總是滿不在乎。小頑童聽說蘇東坡要到他家做客勸學，想要試探試探，於是煞費苦心做了一番安排。
不多久，蘇東坡果然來了。剛坐定，小頑童就問起話來：“東坡先生，聽說你很會寫詩，現在能不能馬上吟首詩給我聽聽？”蘇東坡聽罷，覺得這是個勸學的好機會，於是欣然答應。話音剛落，隻見小頑童指著綁在凳腳上的一隻白鶴說道：“請先生對鶴吟詩。”蘇東坡開口吟道：“頭戴紅冠著白衣，游於江邊啜蝦魚……”正要往下吟，小頑童突然揭開一隻覆蓋的盆子，指著說：“續下去！”蘇東坡定睛一看，是隻烏鴉，不假思索地續吟道：“隻因貪食歸來晚，誤入羲之翰墨池。”吟畢，他又逐字逐句講解一番。
小頑童聽了蘇東坡吟的詩和他的講解，為他的過人智慧和才思所折服，急忙進裡屋引出父親黎子雲來，父子倆向東坡先生連連鞠躬，深表敬意。
第二天，在蘇東坡開辦的學堂裡，第一個前來聽講的正是這個黎家頑童。消息傳開，儋州境內，送子入學的風氣就濃厚起來。 (曾昭安)
2015年10月21日 星期三
"自主即自由"的迷思
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理查。費曼曾對原子彈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因此被人們讚譽為“科學頑童”“新物理學之父”。費曼的成功，和他童年時期良好的家庭教育不無關係。
父親很注意對費曼的教育，即便是做遊戲，父親也不會任由費曼自己去玩，而是從旁加以引導，借機教育費曼。有一次父親帶回一堆五顏六色的小瓷片給小費曼做玩具。這時費曼還坐在嬰兒車裡，哪裡懂得這些東西該如何玩呢？於是父親拉著小費曼的手，按照顏色順序把小瓷片都疊好。
母親在一旁看著父親忙上忙下，忍不住說道“你讓小傢伙自己隨便玩不就好了，他這麼點大的年紀，懂得什麼呢？”父親笑著回答說：“這不行。我現在正在教導他什麼是序列，並且告訴他如何按照序列來遊戲。”
等到費曼年紀稍大一點之後，父親又開始教他讀《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並且引導費曼自己去尋求他感興趣的那些問題的答案。
有一天，費曼在玩一輛玩具馬車，這個馬車的後面拖著一個小斗，斗裡放著一個小球。玩了一會兒，費曼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發現只要他一拉動車子，車子向前行進時，斗裡的小球就會向後滾；而當他將車停下的時候，斗裡的小球就會向前滾。費曼試驗了好幾次，結果都是如此。他感到很驚奇，就跑去問父親原因。
父親聽完費曼的問題之後贊許地說：“你觀察得很仔細，這是自然界的一個小奧秘。”接著就將《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拿出來，給費曼詳細地解釋其中的原理。後來費曼回憶起這段教育經歷，依舊對父親感激不已。正是在和父親愉快交流的過程當中，費曼逐漸積累了眾多的理論知識。費曼的父親正是通過這樣讓孩子“自主學習而非自由放任”的方式，來教育費曼從小就弄清楚規則的重要性，這為費曼以後形成嚴謹的學術作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費曼的成功破解了人們關於教育方式的一個疑問，那就是給孩子們自由，讓他們自己去把握人生，是否是一個好的教育方式？顯然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足以毀掉一個孩子的一生。
兒童和青少年夢想著自由，能獲准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或不做。他們渴望一種沒有規則、禁令與斥責的生活。《長襪子皮皮》（Pippi Langstrumpf）是瑞典著名作家林葛籣（Astrid Lindgren， 1907- 2002）筆下”自由”的化身。長襪子皮皮充滿幻想，生活得一團糟，希望永遠無拘無束。孩子們羡慕她冒險的勇氣，希望也和她一樣勇敢。長襪子皮皮利用干擾和平的獨立權力，實現了一個“獨立天堂”的童話夢想。在帝國時期，林葛籣的《長襪子皮皮》不會遭禁，但至少會被譴責，因為它太迎合孩子對混亂的偏愛了。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 1809--1894）的童話經典《蓬頭彼德》（Struwwel peter）中對品格教育的描寫，應該更合乎時代需求。
作為教育者的我，也差點走錯了路。我原想借著徒有其表的自主權，把青少年教導成能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當剛進寄宿學校當老師時，我努力讓自己管理的學生團隊多負起一些責任，希望讓他們能主動整理房間，守時、周到，關小音樂聲，打掃公共廚房及浴室，在夜間保持安靜。
一個要委派青少年責任的教育者該怎麼做？他應該退居幕後，給他們自由，不加管束，按理性行事。我心想，學生們會難以忍受每況愈下的混亂，會齊心協力使一切走上正軌；嘈雜的音樂使人心煩，他們會彼此糾正；而髒亂的廚房引起的紛擾會促使室友達成協議，寫一個讓廚房保持井然有序的計畫。
關於這個實驗，我要借用羅莎。盧森堡（Rosa Lusemburg，1871--1919）的話：“自由始終是異議者的自由。”20世紀70年代的青少年覺得這句話說得太妙了，甚至把它升格為共同生活的箴言。這個實驗徹底失敗了。我的“家庭團隊”的十二位成員中，只有四位能夠組織起來，其他的一團糟，他們在亂七八糟中發現了一個可以讓他們好好“過日子” 的制度。但是，那四位“井井有條之士”各有不同的天資，其中兩位是小小的“偽君子”，沒多久就要求制度必須從上層頒佈；而只有兩位都比較討人喜歡，能整頓自己的生活，也不顯得老氣世故。
這個實驗我堅持了幾個月，然後再次證明了，應該採取這些學生能夠感受到的權威教育風格，這才是正確的道路。那兩個“小偽君子”拍手拍得最熱烈，而有趣又活力十足的其他人沒一個鼓掌。
同一時期，我在上課時加人一場實驗：“學生共治”，希望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因此給他們更多的自由、更多決定上課形式的權力。我們選了歷史和社會兩科，覺得這兩科不需要太多基本知識就能獨立作業。我們也遇到了反彈、拖延的情形，但計畫總算完成了。
一開始，我們和兩位學生草擬一個大概的上課綱領，叫做“人權和實行人權的殘暴形式”。我們選擇以20世紀70年代北愛爾蘭少數天主教徒激烈對抗新教徒的事情為例，我們這兩位主事的老師用功又謹慎，不知花了多少精力和時間，才做出以十年級（相當於中國的高中一年級）為主軸的計畫。不久，大家就看到兩位拼命工作的老師，在五個公認最優秀的、積極性最強的學生支持下，進行這個計畫。其他十五位學生不是心不在焉，就是利用新的“自由”無所事事。
這個實驗讓人想起1915年奧地利一義大利前線的情形，兩位軍官從義大利的戰壕爬出來，手上舉著戰旗，呼喊著“前進”，然後向前衝，士兵們都熱烈鼓掌，卻都停在原地不動。我們當老師的累個半死，五位積極性強的學生成績取得了進步，其他十五位“停留在原地”，享受著無所事事的滋味。
此後，我從富有經驗的教育改革者，特別是長年擔任位於弗裡德里希港（Friedrichshafen）的模範學校博登湖學校（Bodensee Schule）校長海因茨（Alfred Hinz）那裡，知道了所謂“獨立作業”以及“負連帶責任” 需要一個極為精確的模式，唯有通過有條理的教材、事先規劃好的路線引領學生，才可以給他們自由。老師借著事先規範好的紀律來領導，學生們把體驗這種情況當成“自我肯定”的有效手段。學生們可能會感到迷惑，其實情有可原，事實上老師將他的權威置放于課本上，避免自已扮演看似中立的主持人角色。
估計現今仍有類似“學生共治”的實驗在熱烈進行著，也總失之於淺薄，因為那些開放的老師依舊相信，必須給予學生自由，學生才會負起責任。
有一位女老師問我對於瑟谷學校（Sudbury Valley
School）的看法。1968年，第一所依據“自主學習”教育理念創立的學校在美國麻塞諸塞州瑟谷誕生，目前全世界成立了三十多所瑟谷學校。一份計畫書裡提到：“在這裡，學生自已決定要學什麼，如何學習，用什麼來學以及向誰學習。”這位女老師也想辦一所這樣的學校。
我的回答是：如果這所學校讓一個很權威的人來管理，教材也能規範周全學生的想法、所作所為應有的紀律，就可以做這類實驗。此外，還要關心一件事，那就是學生中的“批判性群體”，由於他們的家庭教育和背景，他們已經培養出循序學習的能力，肯定要把這項能力帶到學校來。當身邊都是那些父母相信孩子的學習困難將在這所學校獲得解決而被送來就讀的同學時，他們一定會進行自我保護，不接受這種安排。
但是，我沒有說服她。
校長的教育箴言
唯有通過有條理的教材、事先規劃好的路線引領學生，才可以給他們自由。老師借著事先規範好的紀律來領導，學生們把體驗這種情況當成“自我肯定”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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